用統一的標簽來定義“90后”群體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其實，拒絕標簽化就是他們最大的共性，他們拒絕被代表。

根據復旦大學管理學院發布的《2012中國薪酬白皮書》，“90后”看重理想勝于薪金的說法，似乎成為這代年輕人不斷跳槽的最有說服力的解釋。

2012年是“90后”大學生畢業就職的第一年，據調查，從2012年開始，每年將有近700萬“90后”大學生走出校園。這批帶著別樣標簽的年輕人從未缺少過話題，從初進高校，到畢業前后，成長過程中每一個重要時間點的趨勢波動都牽動著整個社會對于未來和下一代的設想。2012年12月，中國社科院發布“2013年《社會藍皮書》”，將“90后”畢業生置于報告討論的重心，也讓社會的目光再次投向這批走出象牙塔已過半年的新生代。

該報告依據于自2010年開始的一項追蹤研究，其中的一個研究重點是大學畢業生的就業狀況及相關滿意度。研究對象是12所高校（6所“985”高校和6所普通高校）約6000名畢業生。報告稱，盡管大學畢業生的心態已經發生轉變，能夠接受更低薪金的崗位，且采取多種策略提高自身的競爭力，但是仍難以避免在就業和生活上面臨諸多社會不平等狀況。在此種情形下，這代大學生的職業正展現出與以往不同的面貌。

互聯網讓我敢想敢做

“90后不是一個簡單的代際劃分。”中央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院長沈虹，作為專家團之一參與完成了民間組織“校園營銷研究院”《2012年移動中的“90后”大學生研究報告》。沈虹對《第一財經日報》說：“他們接受信息的渠道、思維模式、行為方式無疑都受到了互聯網的影響，而不同于非數字化時代成長起來的其他人群。”

畢業于上海大學新聞系的王珊是這一代應屆生中敢想敢做的行動派。擁有閩南人血液的她有著旺盛的精力和好奇心：從大學時期就已經通過各種社會活動摸爬滾打；混攝影圈、組織過大學生電視節；熱衷音樂，甚至做過劇團、地下樂隊的代理人；在高端生活雜志實習，開拓對生活的視野；在畢業之后張羅年輕人團隊創辦網站，同時又在繼續著自己在國際公關公司的“正經工作”。

“我接受能力很強，而且很清楚自己能做什么。”面對不斷變化的工作環境，王珊坦言自己必須保持思路清晰，“永遠帶著腦子做事”。在她看來，互聯網的發達讓她能夠獲取任何她感興趣的信息，也讓她有了更多機會接觸社會的方方面面，大部分的工作經歷都是她通過互聯網找到契機的。而之所以不斷地嘗試新鮮事物，是為了讓自己在經歷中找到應該走的路。

現在的王珊，在經歷過一次團隊解散之后，又組織起了新的網站團隊，還憑著自己的創意找到了投資人。同時她又認認真真地向父親貸了一筆錢，在“每個月兩千五的利息”下經營著復旦周邊的一家以電影為主題的學生俱樂部，半年下來已經有開分店的計劃。“我的視野、我的能力讓我有很多路可以選擇，但沒有人能告訴你哪條路才是正確。我只有在不斷嘗試中打碎自己，接受更多的經歷，才能找到未來工作的歸屬。”王珊說，“現在我還不愿意去定義自己，我想經歷會告訴我答案，只有經歷過才有發言權。”

“在研究中，我們發現想用統一的‘標簽’定義90后群體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很多單一的社會評價對于鮮活生動的90后群體顯得有些乏力。其實，拒絕‘標簽’化就是他們最大的共性，他們拒絕被代表。”沈虹告訴記者，她參與調查了8座城市，訪問了33所高校的大量90后。在他們所調查的這些城市里，有70%的90后在小學或初中便開始接觸互聯網；每天都接觸網絡的90后大學生達61.7%；互聯網在90后中的普及率為100%。

同樣在互聯網信息中成長起來的葉星鑫從浙工大畢業后就來到上海工作。從事網絡開發和市場營銷的工作，讓他始終對網絡中的商機充滿興趣。近半年來，他在網上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研發手機應用軟件，“每次和伙伴一起頭腦風暴討論創意點的時候，都會感覺很‘熱血’，好像自己在做一件了不得的事情。”雖然工作繁忙，這股熱情卻沒有因此減弱。他向記者坦言：“互聯網中成長，讓我可以在更多信息的對比中反觀自己。我的生活一定不只是做好一份工作，我想抓住機會實現自己的價值。”

愛工作是因為愛理想

2012年12月初記者見到王楚晨的時候，他剛來到上海某廣告公司工作不滿兩月，拿著不高的試用期工資。和一般應屆生不同的是，他在畢業前就在老家上饒謀得了一份公務員的工作。“但也許是從上海讀完大學回到老家有落差感，這份工作讓我很不適應。”在小半年的工作中，他一直在思考這份工作是否適合自己，直到某次回到上海參加同學聚會，讓他看到生活更多的可能性，回家后不久便辭去了工作，再次來到上海打拼。

“有些親友會替我可惜，不過我覺得這很好。我不希望在年輕的時候沒有掙扎過一下就隨波逐流。只有做出這樣的決定，我才不會感到可惜。”

“與其說我是個瘋狂的跳槽者，不如說，我很有勇氣規劃自己的未來。”當“工作”與“理想”的關系愈加緊密，也讓和王楚晨一樣的“90后”更關注“工作”背后的生活意義。2012年5月，復旦大學管理學院發布的《2012中國薪酬白皮書》稱，中國“80后”、“90后”員工離職率達30%以上，高出平均水平5%。相比80后離職率35.9%，90后離職率略低一些，約30.6%。報告發布初始，很多媒體競相轉載，紛紛討論“90后”為何在短期的工作中有如此高的離職率。而其中“‘90后’比起薪金更看重理想”的說法，成為這代年輕人不斷跳槽的最有說服力的解釋。

“工作對于新人來說可以決定你的朋友圈，甚至可以塑造你的一部分生活狀態和世界觀，畢竟你剛從校園踏入社會，有一部分的世界觀還沒有定型，第一份工作是至關重要的。”畢業于上外的陳婷礁認為，作為新人來說工作意味著一切，可能每天從早上睜開眼到晚上閉上眼心里想的最大的一件事就是工作。而眼前這份在陶氏化學的公關工作正符合她的職業規劃，讓她能夠全身心地投入其中。

現在的陳婷礁希望自己短期內能在外企的公關行業有所發展，能夠管理一個團隊。長期的計劃則是不希望自己一直為別人作嫁衣，“如果可以的話，我想要開自己的公關公司。”

鉚足勁讓自己更強大

目前在綠地旗下云峰集團作為管培生的楊旭來自重慶，半年來最強烈的感受是：壓力很大競爭很殘酷。相比大學時的散漫，現在楊旭隨時都要面對領導的監督和要求，因此他每天都處于神經緊繃的狀態。

“因為社會學專業的職業傾向并不明顯，不太好找工作，所以我盡量是找管培生的工作，這樣可以從基層開始學習行業知識。”從1萬多人的競爭中脫穎而出，楊旭目前的工作是在導師的帶領下接觸熟悉集團的業務，明年年初會去房地產板塊開始正式涉足專業領域。相比當初剛剛進入職場，現在的楊旭心態更為成熟，但對待工作的熱情則隨著他對業務的了解而逐漸增加。“剛工作時我就像是一頭餓狼想要吞噬很多東西，我有很大的野心想要做出成績，但在這個過程中我的工作心態反而越來越沉穩。”

楊旭對自己未來的職業規劃也有著非常明確的取向，他希望自己3年內在專業領域從一知半解的初學者變成整個行業的專家，5年內成為行業內比較有影響力的人。“我在未來職業規劃中更注重自身專業素養的提升，薪水只是一個輔助的參考。”

相比之下，作為一位90后導演，張家駿對未來的想法半年來發生了很大變化。“我發現通往理想的路不一定是那么死的一條直線，甚至有可能是迂回的。”他說。

從上海大學編導專業的讀書時期開始，張家駿就一直在顯露他在導演上的天賦：大二的短片《多云多雨》初試啼聲，到大三組建自己的小工作室之前已然獲獎無數。畢業之前，他參與編劇和導演的低成本電影《操場》又入選了柏林電影節�，F在的他一邊以工作室接拍廣告短片賺錢，一邊又在籌劃下一部完全由自己主創的電影。“明天就要和投資方談劇本的細節。”說這句話的時候，張家駿靦腆的臉上透出幾分興奮。

張家駿說，很巧的是當他初進大學的時候也接受過一個采訪，當時的自己就像是一個徹底的理想主義者，野心勃勃要在電影這條路上開創出一片天地。甚至直到大學畢業前，他仍然告誡自己做導演將會是一條艱難的路。直到他真正進入社會，接觸到更多影視圈的文化，也感受到要完成一個導演夢想，能力之外有太多的不可把控。“我的年齡和資歷放在影視圈這潭深水面前，太弱小了。”自己就像是超人失去了超能力，一切都要從零開始。因為面容稚嫩，他一度留起胡子，但最近還是決定剃掉，“算是承認自己稚嫩的一面。”他毫不遮掩地說。

回想起來，今年隨劇組去柏林參展的時候，他發現侯孝賢和自己住在同一家旅店。當時侯孝賢正在和劇組吃早餐，他興奮得幾近魯莽地加入對話，最后和侯孝賢單獨攀談起來。“我太興奮了，已經想不起來中間我們說了什么，只知道最后他拍拍我的肩膀，告訴我說：‘年輕人，不要多想，要多做。’”這句話非常簡單，但卻在張家駿半年來的領悟中得到驗證。

但張家駿覺得自己是非常幸運的，一直以來都得到各種幫助，這半年來讓自己成長的機會一直不斷出現�，F在的他仍然堅持理想，眼下這部電影是他最大的挑戰。這之后他可能出國讀書，甚至從事廣告行業積聚力量再投身導演事業，都在他的“可能性計劃”當中。他說：“我不知道生命會把我帶到哪里，唯一能夠做的就是不斷地強化自己。強大到有機會來了，我能抓��；有痛苦來了，我能承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