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屆三中全會于“光棍節”期間召開，民營企業家被看成是具有吸引力的力量。

馬云頻頻被李克強總理點贊，很多人說民營企業迎來了又一個春天，民營企業與政治的關系越來越緊密。這挑起了我們最近幾個月來研究的一個熱門話題，就是民營企業家該怎么處理和政治之間的關系。

在此之前，最有代表性的是李途純最近的一個自述：民營企業家做大了就被抓，上市等于坐牢。這驚動了不少人。十八大以來，伴隨著貪官的被抓，一批相關聯的企業家也相繼倒下，這引發了不少反思。

從最近的幾個案例來看，與地方政府的矛盾之下，企業家的生命權、人身權和產權缺乏保障才是最大的問題。最常見的一種情況是，由于宏觀環境不佳，東部大量民營企業資金鏈緊張甚至斷裂的情況較多。很多企業涉足于集資活動。在發生集資戶擠兌或者聚眾鬧事時，只要企業主還不起借款，就往往被政府以“非法集資罪”，“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甚至“集資詐騙罪”定罪。

曾經的湘西企業家曾成杰最近被以“集資詐騙罪”執行死刑。有證據表明其資產大于債務，也就是本來不會造成給集資戶造成重大損失，但是地方政府在未通過合法程序即在關押曾成杰3個月之后強行低價處置其資產，資產價值從最初的評估報告23.8億，層層遞減，最終以3.3億元出讓給湖南省政府下屬的國有企業，而關鍵的資產評估報告始終未公之于眾，從而對集資戶造成重大損失。大量集資戶支持曾成杰，堅信曾講誠信、有人品。為了向政府要回集資款，一些集資戶因為到北京上訪，被當地政府抓回多次關押。今年7月12日，長沙市中級人民法院依法對曾成杰執行死刑，事先居然未通知其家屬。

同樣的事件在湖南也上演。因為與地方政府的矛盾，2010年6月12日晚7點，李途純在北京仙山奶業辦公室樓下被抓捕，隨后被控“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涉嫌挪用資金罪”、“職務侵占罪”。

當前中國社會貧富分化加劇，社會上對民營企業家財富來源合法性的追問也變得普遍，使得企業家在中國當前的形勢下，心理不確定性再度急速上升，出現了不少移民海外者，而一些活動仍在國內的，也紛紛辦理海外綠卡以備可能出現的麻煩。對政治風向異常敏感的中國式企業家們，內心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躁動！

中國的企業家不要做政治家

中國企業家的社會地位進程是這樣的。改革開放初，剛由計劃經濟放開市場時，從事私營工商業者曾經常面臨“投機倒把罪”的指控。直到鄧小平南巡講話后，將建立市場體制作為經濟發展的基本制度，“從商”掙錢乃是光明正大之事的社會意識才普遍起來。

約10年后的本世紀初，中共提出“三個代表”的執政思想，企業家成為“先進生產力的代表”。2001年，重慶、浙江和貴州進行企業家擔任省級工商聯會長試點，尹明善、徐冠巨和張芝庭相繼當選。這是中國首次由私營企業家擔綱工商聯“掌門人”，他們后來相繼成為省級政協副主席。中共十六大時，“企業家黨代表”更成為當時最有熱度的新聞。此時，民營企業家在體制中獲得的政治生涯達到巔峰。再到現在馬云頻頻被三任總理接見。

短短20年內的同一代人，民營企業家由半合法的可疑邊緣人群，成為被體制認可、分享一定治理權的社會進步群體。

過去那么長的時間，中國社會處于一個轉型時期，這注定了中國企業家既是改革的受益者，又是社會轉型壓力的主要承擔者。所以中國企業家出事的概率很高，致使企業家成為中國的一大危險人群。

我們來探索一下這些出事的企業家們都有什么樣的共性呢？

從制度經濟學來看，一個企業必須面對兩種環境—市場環境和非市場環境，形成市場戰略和非市場戰略。企業的政治行為就是試圖通過運用政府的權力和影響，來謀取自身利益。在西方，企業的政治戰略，主要通過制度途徑，如政治捐款、游說、公關廣告、基層動員等來影響公共政策。而在中國，政治戰略是企業通過發展與政府官員的特殊關系而取得資源、得到保護或免除麻煩的行為。

為什么中國企業的政治戰略會不同？表面上看來，這是由中國特殊的人際關系以及政治和司法體制的特點決定。其實還忽略了一個最重要的——中國經濟轉型的特殊時期。這包含著幾個方面：與成熟國家相比，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和對稀缺資源的控制仍然非常巨大；政府對企業的監管和規制模糊而又粗放，很多領域還存在規則空白。這使得執行者的自由裁決權相對較高，從而導致腐敗的存在。

按制度經濟學來說，體制轉軌的過程，往往就是法網收緊的過程，每當制度轉型進入一個新階段，就會有一批“大魚”被拋棄出局，成為體制的殉葬品。

另外，對過往企業失敗原因的大量分析可以看出，中國企業家的出事還與其自身跛足的商業精神有關。對比西方清教徒從信仰出發的“榮神譽人”的商業精神，中國的企業家先天不足，普遍缺乏信仰，缺乏價值觀，那就自然缺乏商業精神。中國的市場化改革，是在出現某種道德真空的環境下開始的。此后經歷了文化、社會的沖洗，一些人的道德信念、倫理意識都十分淡薄，企業家也不例外。那些精神荒蕪的企業家每天又與錢財打交道，其行為自然會變得缺乏節制。很多出事的企業家都是忽視了經營管理的最基本原則，在很多案例中能看到，當企業家冒險突進的時候，他本人也知道這將是一次無比兇險的“大躍進”。最后的傾覆變成了一個“理所當然”的敗局。出事的企業家往往缺乏商業精神而忽視了最基本的政策法規。

從上面的這些分析來看，成功企業家應當與政治保持怎樣的距離呢？

企業家不懂政治肯定是不行的。有一句話講得十分到位，即：“中國企業家不懂政治，就做不好經濟。”曾在一篇文章中，看到過這樣的事件案例：

有一年，總書記到萬向集團去視察，問魯冠球要政策、要貸款，還是要項目？魯冠球說，這些我都不要，我要看文件。此后省委機要室多了一個送文件的部門，就是萬向集團，魯先生也就有了一個看紅頭文件的特權。有人說老魯太懂政治了。

曾被浙商瘋狂熱捧的浙江工商局長鄭宇民也說過：“我們這樣一個國度，這樣一個執政條件，企業家離開黨的領導，離開政策，你就是盲人騎瞎馬。”據說浙商有一個22條軍規，其中第一條就是：每天看新聞聯播。

從前面所分析的出事企業家共性來看，企業家必須首先要處理好與政府部門之間的關系。企業要與政府談戀愛，但不能結婚。就像馮侖所說的，要熱戀但不能同床。就是說要尊重支持和配合政府部門，但不要與政府做交易，不要靠官員掙大錢。

第二個是企業家必須要處理好與政策法規之間的關系。不要犯傻，但要守法。企業不僅僅是做到不打劫越貨，放火詐騙，這樣的話對守法的理解過于狹隘。勞動合同法、產品質量法、環境保護法……這些都是法，就連政府發的公告、通知、辦法，也具有法的意義。中國過往是強勢政府，現在民主與法治逐漸興起，在今天的世界，企業主更需要具有商業精神，來避免觸碰政策法規。

以當前中國社會開始新一輪改革的背景下，民營企業家肯定會越來越受到重視，企業家和政治的關系也有了更深刻的含義：企業家就是企業家，不要做政治家，也不要做藝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