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相關工作人員表示，我國企業目前減員人數雖然有所上升，但因企業經營不善所造成的經濟性裁員占比很小，僅有2.6%，這一輪國企改革所引發的減員也和上一輪不同，不會引發下崗潮。

最近有媒體報道稱，有研究者認為，由于國企重組等因素影響，要準備迎接第二輪下崗潮。人社部勞動科學研究所所長鄭東亮表示：“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國企處于集中調整階段，下崗規模很大，涉及千萬人，但這次國企改革肯定不會有那么大規模地下崗。” 

鄭東亮說：“從總體上看，我國目前市場就業的吸納能力很強，就業形態很多，從2013年產業結構來看，第三產業所提供的就業渠道更多，各種新業態的發展也拉動了就業。”他認為，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出現國企下崗潮，是因為當時整個就業市場沒有那么大的容量。但現在，再就業的市場吸納能力比以前強，國家提出的就業優先戰略也比較成熟，比如對不同群體給予了相應的就業支持，提供了比較好的政策環境，能夠支持盡快再就業。

此外，從去年以來，政府連續出臺一系列“雙創”政策，為經濟發展提供了新的增長動力，為就業提供了支持。

“現在提出的‘共享經濟’實際上也容納了很多就業，還有很多‘隱性就業’沒有被統計，因為有些人是兼職。”鄭東亮告訴記者。

人社部國際勞動保障研究所所長、研究員莫榮認為，判斷“潮”的出現，要以數據為基礎，要看是不是“量大、集中、影響很大”。在他看來，能夠稱之為“潮”的包括1989年百萬民工下廣東引發的“民工潮”、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國企改革引發的幾千萬人“下崗潮”和金融危機時1200萬民工“返鄉潮”，而現在的失業人數增加還遠夠不上“潮”。

人社部對今年1到9月我國3.3萬家企業崗位流失量進行監測，結果顯示，今年1到9月我國3.3萬家企業減員同比增加1.7個百分點。“企業減員主要來源于員工退休、合同到期、企業結構調整或企業搬遷，以及經濟性裁員等幾方面。”莫榮指出，最為敏感和值得關注的是經濟性裁員，但僅占崗位流失總人數的2.6%，81.5%的減員都是因為正常解除勞動關系。

莫榮認為，這次減員的區域、行業相對集中，結構性特點比較明顯，總體局勢平穩可控。“不可否認，企業減員的確較往年有所增加，但完全沒有達到‘潮’的地步”。 

按照鄭東亮的說法，這次減員主要集中在制造、煤炭、化工、鋼鐵、紡織、服裝和零售等領域，很多是化解產能過剩和環境治理的行業。

莫榮表示，東北地區的能源行業減員量較大；采礦和設備制造業的減員量較大，占減員總數的51.5%，但減員100人以上的占比很少，僅有5.5%，減員1000人以上的僅占0.3%。“另一方面，企業每年還有增員，以及新創造的就業崗位”。

根據人社部發布的數據，今年1到9月，我國城鎮新增就業1066萬人，在經濟下行的情況下，就業形勢比較穩定。

在莫榮看來，保持高就業的原因有4點：第一，我國經濟發展維持了中高速增長，對保障就業起到重要作用；第二，新型產業發展比較好，今年電子商務、金融、計算機行業用人大幅度增加，激發市場活躍度；第三，創業帶就業的效應在持續釋放，一個企業就可以帶動1到3個人就業；第四，政府的一系列措施尤其是積極的就業政策保障了就業的增長。

莫榮告訴記者，他們研究所研究失業預警紅線，參考國際一般情況，認為調查失業率7%是一個合理的指標，而9月我國調查失業率為5.2%。

莫榮表示，要注意到失業風險在上升，勞動關系矛盾在上升，東北地區等區域不穩定的風險也在積聚。但莫榮也指出，在應對失業問題上，我國有成熟的做法。“金融危機期間，我們開創了由社會保障解決就業的‘5432’政策——5項社會保險可以緩交，除了養老保險以外，醫療、工傷、生育和失業保險可以降低費率，可以從失業保險給企業崗位補貼，讓企業生存下去，盡量少裁員，這個政策比較成熟，新加坡也在實施類似的政策。”莫榮認為，我國對解決規模性的失業也有辦法，如規模性的裁員要通過職工代表大會、要有相關的安置辦法，還有很多經驗可以借鑒。

鄭東亮認為，國企改革重組會有部分員工分流，所以還需要做好分流安置。“企業和員工的協商很重要，如通過減少工時、減薪、短期放假等措施來共度難關，職工的分流安置要事先溝通商量，避免出現去年的‘沃爾瑪事件’。”